节制资本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基本纲领之一，资产阶级民生主义的资本纲领。早在1905年孙中山就有了“节制资本”的思想萌芽，提出中国要“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”，又要“避免其种种弊端”(《孙中山全集》 第一卷272—273页)。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大力提倡大企业国有，并于1921年提出民生主义就是要解决“土地”与“资本”两个问题。1924年国共合作时，他又进而正式提出“节制资本”，并把它与“平均地权”并列为民生主义的两大基本纲领。“节制资本”的基本内容是发达国家资本和节制私人资本，把“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”(《实业计划》) 的企业收归国家经营，对私人资本则采取既保护、鼓励又加以限制的政策，防止其操纵国计民生。孙中山认为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，“有善果，也有恶果”(《孙中山全集》第一卷327页)，实行节制资本，就可以取其“善果”，避其“恶果”，做到既振兴实业，开发富源，又防止资本主义发展的流弊。并且认为，在国为“民国”的条件下，实行企业国有就是实行社会主义。但是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所要建立的“民国”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，所以实行企业国有并不是实行社会主义。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，孙中山提出民国应“为一般平民所共有，非少数人所得而私”(《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》)，并明确规定在应收归国有的企业中，包括外国在华企业以及制定劳工法，改善劳工生活条件等，使“节制资本”有了新的内容，但其性质仍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。